5月4日,记者走进与南充相隔近2000公里的“中国红木雕刻艺术之乡”??广东省中山市大涌镇。大涌镇是全国最大的红木家具生产基地,这里集中了大大小小的红木家具厂近千家,所产红木家具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约为60%。在这个“红木家具之都”,有300余名南充人投资开办红木家具厂,有1000余名南充老乡在当地家具厂务工,月薪均在1万元以上。
创业办厂300余名南充人当老板
小车穿行在大涌镇上,透过车窗可看到,沿街两边门市上方悬挂着“清一色”的红木家具店招,店内摆着一件件雕刻精美的红木家具,装载着成品家具或原木的大型货车不时从身边缓缓驶过。在一条小巷深处,车停了下来,董建明开办的合事兴红木家具厂就在眼前,这是一栋五层楼的厂房。
董建明的老家在顺庆区金台镇打石厂村,他于1993年来到大涌镇,进入一家红木家具厂当学徒。“给别人打工20余年,终于在去年有了自己的家具厂。”在董建明引领下,记者进入他的家具厂。厂房里摆着椅子、餐桌等家具的构件,10多名工人正在忙碌,或打磨,或上漆,或组装,一件件造形各异的红木家具堆在厂房角落。
“红木是一个广义的称谓,包括黄花梨、红花梨、缅甸花梨、非洲酸枝、大红酸枝等。”说起红木家具,董建明头头是道。
董建明介绍,去年初,他租下1000多平方米的厂房,招聘了10多名南充籍老乡,主要从事各种红木家具的“二手加工”,即购买加工好的红木构件,然后组装喷漆。今年初,董建明与大涌镇本地一个老板合作,又租了700平方米厂房。
“1993年到大涌当学徒时,每天只有5元工钱,现在的收入当然要高很多。”记者问起办厂的收入,董建明始终不愿说出具体数据,只说去年厂里的销售额在500万元左右,今年扩大了规模,有望达到1000万元。
与董建明开办的“二手加工厂”不同,刘志强在大涌镇开办的金丝楠木家具厂更具规模,他直接购进原木加工家具,拥有自己的家具展示门店。
刘志强今年51岁,老家在顺庆区龙桂乡,1991年进入红木家具行业,先后在深圳、东莞、郑州、北京等地打拼,2009年5月在大涌镇创办创烨家具厂,生产过巴西梨花木、非洲酸枝等红木家具,如今专门生产金丝楠木家具。
刘志强开办的家具展示店位于大涌镇最为繁华的黄金地段,两层楼房,占地1050平方米。“这张餐桌60万元,这套九件套家具要卖40万元。”走进门店,刘志强向记者详细介绍了金丝楠木的原产地、市场行情、品质鉴别等情况。刘志强说,投资数十万元开门店,目的不在于门市能销售多少套家具,主要用于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客商,向经销商展示厂里生产的各型家具。
刘志强介绍,他现在的厂房只有2000多平方米,去年的销售额约为800万元。这几天,他正在四处寻找闲置厂房,准备下月把厂房扩大到8000平方米,今年的销售额突破1500万元没有问题。
“像我这样的厂在大涌镇只算中等规模。”刘志强介绍,在大涌镇,有近千家大大小小的红木家具厂,除本地人开办的外,其余多为浙江人和南充人开办的。“在大涌镇办厂的南充人有300多人。”刘志强介绍,广东四川商会红木分会于去年成立,在大涌镇办厂、并加入商会的南充人有100多名,其中,顺庆籍的有60多名。
家具厂打工千余名南充人当“蓝领”
在大涌镇,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南充人开的红木家具厂,千余名南充老乡分散在各家具厂打工,他们的月收入均在万元以上。
“我每月有3万多元收入,老婆有1万多元。”蒙思文的老家在顺庆区金台镇蒙承宫村,他来大涌镇已有10多年,目前在一家浙江人开办的红木家具厂当主管,负责家具质量监管、购买该厂生产所需的油漆和铜件等材料,妻子吴晓辉在同一家厂里当打磨工。
在外10多年,由蒙思文介绍到大涌镇打工的同村老乡就有30多人,其中不乏夫妻、父子、兄弟。
“熟手的月工资都在万元以上,就是当学徒的,每个月也能领到5000多元。”蒙强也是蒙承宫村人,在大涌镇的家具厂打工已有近10年时间,现在,他和妻子陈丽在同一家家具厂打工,虽然工种不一样,两人的月工资都在1.5万元左右。
“在家具厂打工很轻松,每天上班8小时,中午有午休时间。”同为蒙承宫村人的蒙飞雁说,家具厂老板一般不会要求员工加班赶货。由于空余时间多,蒙飞雁在大涌镇租了两间门面开茶坊,下午6点下班后,他就到茶坊从事“第二职业”。“晚上来喝茶的主要是南充老乡,生意还不错。”蒙飞雁说。
“过去是老板选工人,现在是工人选老板。工资低了,老板态度不好,我们屁股一拍就走人,其他厂家争着要南充人。”蒙思文说,南充老乡好多都是亲连亲,朋友带朋友来到大涌镇,如果有哪个老板“亏待”南充人,其他南充老乡很快就会获得信息,不会应聘到那个老板手下去“吃亏”。
“不是吹牛,如果老板炒了我,他的厂就只有摆起,起码几个月都无法正常运转。”蒙思文说,他一旦离厂,老婆肯定也会跟着离厂,在他手下当学徒的人也会离厂,与厂里常有来往的供货商、销售商也会跟他转投其他企业。
“南充人的技术简直不摆了,家具厂的老板一般都不愿意得罪南充人。”董建明介绍,大涌镇当地人的家境一般比较富裕,主要靠办厂、出租厂房和住房赚钱,不愿意进厂干“粗活”,这就为外地人打工学技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。从上世纪90年代初,就有南充老乡到大涌镇的家具厂打工,靠着勤奋,很快掌握了红木家具的加工流程、销售网络。
现在,大涌镇有很多南充人开的川菜馆、茶坊、超市,在当地,随处可听到南充话。
回乡创业乡友的心愿
在大涌镇的南充老乡,有没有可能回南充办厂呢?“根在南充,怎么不愿意回去呢?”刘志强说,去年,广东四川商会红木分会召开成立大会时,来自广东中山市、江门市、深圳市、东莞市等地的南充籍家具老板,纷纷表达了返乡办厂的强烈愿望,他们甚至多次回到南充老家,考察投资办厂的环境。
刘志强介绍,加工红木家具需要大量的铜件配饰,需要开料,产生的木屑废料需要处理,大涌镇的红木家具生产带动了当地铜件加工、锯木厂、“洗水”厂、物流等行业的兴起,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。
“木屑每包10元,废料每吨500元。”刘志强介绍,大涌镇除了是国内最大的红木家具生产基地外,还是国内最大的牛仔服饰生产基地,加工牛仔服饰需要经过多次高温“洗水”作业,生产红木家具产生的木屑废料,是洗印牛仔布料的原料。
“南充的物流、产业链等似乎都不及中山,可是,只要家具生产在南充形成规模了,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”董建明认为,南充与中山相比,距港口远,在南充办厂虽然会增加从港口进口原木的货运成本,可在另一方面,销往西部城市的家具,运输成本也会降低。如果家具生产在南充形成“气候”,铜件厂、锯木厂、板材厂、烘干厂等自然会接踵而至。“只要有生意做,有钱赚,根本不需要政府招引,生意人自然会来投资。”
“南充与沿海最大的差距在于政府服务、政府规划、融资环境等方面。”董建明说,沿海发达地区的政府,对企业不“管”,而是“服务”。他介绍,为保护当地环境,每家企业每年向大涌镇缴纳200元清洁费,在厂里木屑废料大量囤积卖不出去时,政府就以市场最低价回收,为环境“买单”;在大涌镇投资办厂,一切手续全部由政府部门上门办理,根本不需要投资人多个部门来回跑。“税收很低。”董建明说,他的厂每年上缴的税收在1万元左右,税务部门逐年按比例递增税额,不会因为企业效益差就减免税收。
“在南充办厂,老板鞍前马后围着银行转,在中山办厂,银行围着老板转。”刘志强说,沿海发达地区的金融业发达,国有银行和“私人银行”竞争激烈,投资人如果要贷款,往往是多家金融机构上门联系,贷款手续一般在两周内就能办结。下个月,刘志强将扩大生产规模,现已有兴业银行、民生银行的工作人员主动问他是否需要贷款。
“在大涌镇,我感觉政府和银行都在按照市场规律办事。”刘志强说,在大涌,随时有新厂开业,随时也有老厂倒闭,银行和其他企业一样,“放飞”贷款时就“亏”,贷给效益好的企业就“赢”,这在内地是不太敢想的事情。
“很羡慕浙江人,政府为他们返乡创业创造了很好的条件。”刘志强介绍,浙江省政府曾专门到大涌镇与浙江乡友联系,听取乡友们的意见和建议后,在东阳市划出一块土地,出台了相应的政策,如今,已经有很多在大涌镇办厂的浙江人在东阳办厂,东阳的红木家具渐成“气候”。刘志强说,办一个中型家具厂,投资在百万元左右,如果同一个地方有100家、几百家这样的厂,会带动其他产业兴起,那个“概念”就大不一样了。浙江人把打火机、纽扣、扑克、纸杯等小商品做成大产业,已经印证了“规模出效益”的道理。
“如果南充政府部门有规划的话,我们在外地的老乡同样有能力在南充造出一个家具城来。”刘志强充满信心地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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